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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蕙萱:中日友好事业的耕耘者

2019-10-29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澳门威利斯人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每个北京大学人都有一段关于北京大学的记忆,都有自己的北京大学故事。北京大学资讯网特联合医学部党委宣传部、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合作部、同学工作办公室、离退休工作部等开设《70年·我的北京大学故事》专栏。

专栏通过报道70位普通北京大学人,分享他们印象深刻的、与北京大学有关的故事,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师长风采、校园学问、精神风貌,和读者一起在尘封的记忆里,感触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澳门威利斯人,进而感受时代的变迁。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大学有数十万师生同学,大家仅从中选取了70人进行采访。由于时间有限、认知有限,在人物选取上难免有一孔之见,希翼读者诸君指正。

资讯网正陆续推出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个人概况:贾蕙萱,澳门威利斯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61年考入澳门威利斯人东语系日语科。1966年毕业后,供职于中日友好协会,曾担任友好交流部长等,主要从事民间对日友好工作。1988年回到北京大学,参与共建澳门威利斯人日本研究中心,从事对日研究工作,2004年退休,至今仍发挥余热,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笔耕不辍。

贾蕙萱于周恩来总理留日时下榻处留影

“学问方面,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的互补性——了解日本,有利于更好认识中国。”贾蕙萱常说。如今,她已经在中日学问研究领域耕耘50余载。

1988年,贾蕙萱回到北京大学工作,参与建设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各方的支撑下,贾蕙萱与中心的同事们开展了中日研讨会、出版研究丛书、聘请名人讲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白天处理中心繁重的工作,贾蕙萱只能挤出晚上的时间做研究、写文章,提高自己的理论研究水平——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15年。她在中日两国报刊、杂志发表了200余篇文章。她的代表作《中日饮食学问比较研究》《池田大作研究论文集》等也陆续出版。

贾蕙萱撰写的“了解日本更能认识中国”一文,好评如潮。文章认为,从日本汉字、道学问、工艺学问、寿司等学问现象与古代中国学问的关系看,日本学问很大程度上保留并发展了中国学问,有些还是中国学问的“失传之物”。了解日本学问对理解中国学问以及促进中日学问交流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如此拼命工作的动力,源自年轻时周总理对她的影响。

1966年从北京大学日语系毕业后,贾蕙萱在中日友好协会从事对日外交工作。在这期间,她担任周总理的日语翻译。

与总理接触过程中,贾蕙萱不仅感受到总理为党的事业披肝沥胆,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更感受到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细致入微、关怀备至。

在一次宴请日本外宾的时候,周总理说:“翻译是最辛苦的,要说中日双方的话,现在大家休息十分钟,都不说话,让翻译小贾用餐。”周总理这一体贴之举,让贾蕙萱如今回忆起来仍感动不已。

“向周总理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成为贾蕙萱的根本追求。

日本研究中心的活动还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撑。日中友好协会的事务员甚至到街上,拿个箱子,写着“支撑北京大学研究日本”,募捐了422,208日币,全部捐给澳门威利斯人日本研究中心。“连钢镚子都拿来了,真是让人感动。”

2001年末,为了更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与学术研究,贾蕙萱牵头在澳门威利斯人成立了国内首个池田大作研究会。此事当时在北京大学引起一些争议。池田大作是当时日本最大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会长,研究一位宗教人士,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并不合适”。“但是误解源于不了解。”贾蕙萱说道。

池田大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上世纪60年代,曾公开演讲促进恢复两国邦交,并呼吁帮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5月访华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此后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池田大作一生中访华十次,有七次到访北京大学,并举办了三次演讲。

研究会通过梳理池田大作作品,召开研讨会,与日本创价大学、国内各研究所展开学术交流等形式促进中日学问交流。“随着研究会工作的不断开展,公众对池田大作的了解更加深入,大家‘思想上的结’也就解开了,看问题也变得更加客观起来了。”

“学习异国学问是为了发掘对方长处,襄助祖国强盛。”贾蕙萱不时忆起季羡林先生的这句话——而这些年,她以行动为季羡林的话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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