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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120周年︱为什么老北京大学没有一个高大上的校园

2018-05-07

春天的北京大学湖水澄澈,杨柳依依,远处西山如黛,隐约可见,雕梁画栋的宫殿式建筑群,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这片从前的皇家园林之中,如织的游人徜徉其间,不时发出人在画中的感叹,心生流连。到了晚上,古老的博雅塔被灯火点亮,长长的塔影倒映在湖面波光摇曳,湖心岛的石舫上几个女孩并肩而坐,随风而歌。这古典雅致的校园和青春浪漫的气息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北京大学印象。

然而,北京大学与燕园结缘其实是建国以后的事。时常有游客在燕园打听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红楼在哪?答案是,连同红楼在内的老北京大学实际上在皇城脚下一个叫“沙滩”的地方,相传这里因曾是远古的河道而得名。老北京大学校址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以沙滩为中心散布在城里好几个地方,有点北京城坐落在北京大学里的意思。那么,身为“学问中心最高学府”的老北京大学为何始终没能发展出一个高大上的校园呢?

 

1930年代景山北海航拍,照片右下角就是老北京大学校园

六个学院八个地方

1946-1948年这段时间既是老北京大学发展史上的高潮也是尾声。1946年,因抗战南渡昆明数年的北京大学在北平复员,经代理校长傅斯年的大手笔,北京大学从原来只有文理法三个学院一举扩充到六大学院,变成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原有的三个学院在老北京大学的核心区,也就是沙滩、北河沿一带。最早的京师大学堂校舍叫第二院,是理学院所在地。不远处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又叫第一院,这时是文法两院的地盘。红楼以南是第三院,原来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早期的法学院,后来成了宿舍。以上三院是三十年代以前老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彼此虽相隔不远,但实际上并不相连。

 

老北京大学核心区沙滩三院分布与遍布全城的各处校址

此外还有位于宣武门内国会街的四院、五院,这两处校址分别是北洋政府时期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战后四院作为北京大学先修班和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所在地,五院是教职员宿舍和出版部。新增设的医农工三个学院,接收了原北平大学的部分校舍和设备,平大战时迁陕之后就被打散留在了西北。医学院在西什库后库,农学院在罗道庄,工学院在祖家街端王府夹道。其中,医、农两院校址都是京师大学堂一脉,医学院是早期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农学院是大学堂农科。

之所以出现这么混乱的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京大学校方想扩充规模,战后正好抓住了北平大学不能复员的契机,由傅斯年出面与北平行营、市政府等反复争取,获得大量校产作为开办新学院的物质基础;第二,战后北京大学规模的扩张已经跟战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仅以1946年10月开学时为例,全校有学生4000名,比三校合组的联大学生还多一倍,比战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多三倍。应该说,在战后大量机关都要迁回原籍、原有校址多被占用的局面下,北京大学能在短时间内争到这么多校产实属不易,也就顾不上在不在一起了。

如果说战前北京大学的三处校址还算紧凑的话,那么这时已经遍布全城了,一所大学、六大学院、八处校址,这还不算医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一个药厂以及农学院的三个农场、一个林场。按说京师大学堂可是由中央政府开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一向好面子、不惜打肿脸充胖子的朝廷在这件大事上为什么画风突变、不要观瞻了?

曲折三十年:改善条件的艰难之路

1898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在奏折中谈到大学堂基址时说:“各国大学规模均极宏广。中国创办之始,若稍存因陋就简之见,则以后窒碍必多……大约非城外旷地断不能容;非新建房屋断难合式。即使各种学堂不能同时并举,其暂从缓办者亦宜预留基址,以待异日扩充也。”日后长期困扰北京大学的校址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说中了。同期由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也鲜明地表示:“中国当维新之始,京师为首善之基;创兹巨典,必当规模宏远,条理详备,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可见这个规划中的大学堂肯定是高大上的,但正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大学堂校址应该慎之又慎、仔细调查勘测选址建设,而维新变法又刻不容缓,因此仓促中才选了地安门内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作为临时校址,先办起来再说,并特别声明“大学堂应另拨公地,另行构建”。谁曾想这一因陋就简的临时校址竟成为老北京大学的长久栖身之地长达五十余年。

 

马神庙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校址

老城本来就房屋密集,想抠出一块地办个大学几乎不可能,何况公主府还在皇城根儿,扩充的空间少之又少,这是这处校址的先天不足。随着学校人数日增,狭小的校址远远不够用,学校主事者也在想方设法另觅新址。庚子事变之后1902年大学堂恢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京西瓦窑村一带购地1300亩准备重启建新校舍的事,遭到慈禧太后反对。1905年大学堂又奏请将德胜门外黄寺一带原来武举会试的旧操场1600亩地作为新校址,这回虽然得到了内务府批准,但迟至1909年才开工建设,辛亥革命爆发时仅建成了经科、文科部分大楼。

 

德胜门外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筑遗存

民国以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先后于1912年、1914年向政府提议恢复这处校址,最后都不了了之。1915年北京大学又向教育部请拨圆明园改建校舍,政府以该处别有用途为由,会商步军统领衙门准备把西苑空闲营房操场拨给北京大学。1922年蔡元培旧事重提申请西苑空地作为校址,未果。

校长着急,学生也没闲着。1929年北京大学学生会草拟《发展北京大学计划书》力陈若再谋发展,校址必须扩充,计划将西至北海、东至北河沿,北至松公府北端,南至御河桥畔划为澳门威利斯人区,在此长方形区域内的古庙旧屋应由学校陆续收买。1931年北京大学学生会再向校长建议接收景山并称“如交涉不成,再行自动接收”,最后还是被校长挡了回去。

眼看着新校址指望不上,只好在原地修修补补了。1916年,校长胡仁源、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利时仪品企业借款20万大洋兴建预科学生寄宿舍,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以后将其改为教学楼,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这里做过文科法科教室、教员办公室、图书馆、印刷厂、甚至还当过宿舍,这是北京大学校舍拥挤的生动写照。三十年代蒋梦麟掌校后,北京大学得到中华教育学问基金会(简称“中基会”)的补助,才买下了汉花园以北松公府全部地皮,动工兴建了四大建设——图书馆、地质馆、学生宿舍、大操场,这是老北京大学第一次财大气粗一口气盖了这么多楼。再往后,随着北京大学在这里的家当越来越多,慢慢产生了路径依赖,也就只好将计就计,不再有人提出另谋新址的事了。

偌大个北京城,一个最高学府要块地建个校舍按理说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可为什么几十年来就这么难?生不逢时是个重要的时代背景。这段时间里军阀混战、北伐、中原大战轮番上演,教育经费被挪用充当军费是家常便饭,二十年代末甚至连教授的薪水也发不出来,酿成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索薪罢教风潮,时局如此,还能指望政府给北京大学建个新校址吗?

其实说了半天,一句话就是缺钱。整个老北京大学五十年里,就没过哪怕一天经费充裕的日子,缺钱与北京大学始终如影随形,成为制约学校一切发展的限制条件。即便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也只能勉强说是稍微有了点钱,松了口气,但绝不是土豪。且看这“四大建设”修的有多艰难:设计师请的是大名鼎鼎的沈理源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三座建筑全部采用现代主义风格,所谓现代主义其实就是没什么装饰,造型简单,一切服从功能。虽说这种风格当时在欧美风行,在北平也开风气之先,但不能不说缺钱还是一个重要考量。图书馆预算22万,中基会补助15万,还差7万,北京大学向全校教职员发起募捐,每个人连续四个月在薪水中扣除认捐款才勉强开工。地质馆由丁文江先生提议修建,他建议积累中基会补助三年有4万多,外加学校经常费,并由丁文江、李四光两人捐款,总共6万6千元,由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免费设计。到了1935年,这种持续大兴土木的做法已经让北京大学吃不消了,从下学期开始只能做一些改建和修缮工作,建筑大礼堂和体育馆的计划只好搁置,以后迭经抗战内战,也就没有这种建设的机会了。

校长与校园建设

其实要说时局都是那个时局,可为什么有的大学一贫如洗、抱残守缺,有的却趁势而上、广厦千万呢?除了先天不足、生不逢时、阴差阳错、将计就计,还跟校长有关。一校之长,内树风气、外争资源,大学因校长的不同发展程度有云泥之别。老北京大学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几位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无一不是卓越的教育家,难道是校长影响了建设校园吗?还真有点关系。

首先,最重要的是校长和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虽然立了不少法,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治政府,政府要职由蒋介石的亲信把持,任何机构要想获得资源,就看与蒋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办事还是要钱,无须开会论证全凭蒋的手令批条,王奇生教授说蒋“有时候手令下得太多,连他自己都忘了,以至于有的军官存有蒋介石一箱子的手令”。

中国近代大学起步在甲午战争以后,但大的发展还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初草创大学时大多先利用城里的老旧府第,后来规模扩大很多大学都面临建设新址的问题。国立大学里,与北京大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武大珞珈山今天早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最美校园之一,被誉为“山高水长、流风甚美”的“物外桃源”,从1929年开始勘测到1937年战前两期工程占地3000亩,共修建大型建筑30余项,耗资570余万银元。这一切都跟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有关,为了筹款,王世杰亲自游说湖北省财政厅、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谭延闿、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并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落实了这笔钱。1932年一期工程落成后,规模宏大的武大让王世杰声名远扬,蒋介石在此期间住进武大邀王氏为其讲学,并慨然为武大拨款,王世杰受到蒋的赏识后来直接被延揽至政府历任党国要职。

 

王世杰与武汉大学新址

另一个例子是罗家伦,这位北京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游学欧美归国以后,出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长,校长正是蒋介石,逐渐受到蒋的信任。罗家伦在31岁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34岁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两校任上他凭借与高层的关系都大有作为,特别是在中大,他认为四牌楼校址区区300亩没有发展空间,打算另辟新址建筑万人大学,获得蒋介石首肯。1934年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元,由行政院按月拨付。遗憾的是,新校址刚开工全面抗战就爆发了,这个“理想的学术都城”成了罗家伦一生萦怀的“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和中央大学新校舍计划草图

几位北京大学校长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呢?有好有坏,时好时坏。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是北洋政府时期,十年间他七辞校长,有半数时间不在学校,他和北洋政府的关系显而易见。至于跟蒋介石,虽然早期有清党期间的支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党国元老蔡元培还代表中央党部授印,不过后来杨杏佛被刺后两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了。胡适和蔡元培一样,都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在“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中,胡适是民主阵营的旗手。胡适的自由主义底色与蒋的独裁注定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俩的关系用胡适去世时蒋的反应来评价最贴切不过了,尽管蒋亲临致祭并赠送了挽联,但在当晚的日记中却说“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蒋梦麟与孙中山关系很密切,留美时曾经做过孙的助手,他是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多么密切。

 

胡适与蒋介石

四位校长中,最得蒋介石信任的要数傅斯年。战后蒋梦麟改任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就属意傅斯年继任北京大学校长,经过傅斯年两次上书才改为胡适。按说傅斯年也是自由主义教育家,但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是,在国共之间他始终奉国民党为正朔,尽管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独裁,但他说“大家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他虽然接连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而蒋对他始终信任有加。傅斯年不但平息了昆明学潮,而且就内政外交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蒋先后提名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并在他赴美就医期间给予资助。应该说,傅斯年代理校长的一年也是北京大学与政府关系最好的一年,正因如此,北京大学才在傅斯年手中争得了大量校产资源。西南联大三校复员经费原计划是北京大学10亿、清华12亿、南开8亿,经过傅斯年力争北京大学追加到14亿成为最大赢家。1946年6月,傅斯年陪同蒋介石游北平文丞相祠,乘机向蒋报告北京大学的财政困难,后也得到圆满解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3年国立大学的经费里,中央大学172万,清华114万,北京大学只有90万,这固然跟学校规模有关,但联想到当时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就更好理解了。

 

傅斯年与蒋介石

校长的风格类型也各不相同。像蔡元培、胡适都是思想家,是各自时代全国学界的领袖,两个人不论是主持北京大学还是中研院,都是“无为而治”,只把握大方向,具体管理交给北京大学秘书长和中研院总干事,就像内阁制。他们着眼于全国教育学术的根本问题,而且经常站在批评政府某些政策的反对地位。而像南开校长张伯苓则更像一个经理人,维持一个私立大学谈何容易,找钱是最要紧的本事,需要在政、商、军、学各界周旋拉赞助。在严修和张伯苓的奔走下,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江苏督军李纯,卢木斋、孔祥熙、阎锡山、张学良等各界名流都曾为南开慷慨解囊。在民国大学校长中,张伯苓与蒋介石建立的私谊最为密切,蒋数次批条为私立的南开拨款、捐款。当有学生抗议南开接受一些名声不好的军阀政客捐款时,张伯苓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的实用主义,南开大学建起了一批西式建筑,营造了一个漂亮的校园。

 

1919年南开大学开学式,第二排右起第七人为张伯苓,第九人为严修,第十人为黎元洪

还有校长魄力。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北京大学校长,他敢于任事,领导北京大学实现中兴,功不可没,但学校的规模还是同期主要大学里最小的,照比他的两个后辈傅斯年、罗家伦的气魄还是差远了。傅斯年、罗家伦两人同为五四运动的领袖,在北京大学期间就是挚友,日后都长期领导学术机关,都有汪洋恣肆的大手笔。傅斯年前文屡有述及,而一度被政府明令整顿的中大在罗家伦手中很快就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到1940年中大有7大学院、56个系科,并世无匹,他在南京石子岗新校址的征地计划一出手就是8000亩,这个数字就是放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罗家伦主张把大学建在疏朗开阔的郊外的思想由来已久,1918年7月5日,罗家伦和同学雇骡车去西山游览,眼见当地树木葱茏,山势俊伟,回校后马上提笔上书校长蔡元培:“北京建大学适宜之地,厥惟西山。现虽困于经济,然吾终愿蔡公有此伟画,以期贯彻于将来。则余在校之期,虽不及待,犹当遥望母校而呼‘万岁’!”傅斯年去台湾后在出席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会时,跟蒋梦麟谈了对几位北京大学校长的评价时说,梦麟先生知识不如蔡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知识比不上胡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所以若论办事才干和气魄,四位北京大学校长中傅斯年当属第一。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典礼,前排左二起: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

不过换个角度想,几位校长虽然没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为学校争取到更多的支撑,但这恰恰铸造了独立批判的“北京大学精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即便是三十年代有中基会支撑时,北京大学也首先拿出40万设立“研究教授”,聘请23位一流学者刷新阵容,坚持学术至上,然后再新建校舍。当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前辈们从不犹豫,为北京大学、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里迁到燕园,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蔡元培、罗家伦等北京大学先哲都特别钟情于西山一带,二十年代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也当面托教育总长傅增湘“在西山的地方为大学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京大学迁到西山去,使青年日日在天然景内涵养其身心精神”。并进一步说“大家意思最好请清室把圆明园送给北京大学,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与圆明园仅一墙之隔,天气晴朗时可以遥望西山。只不过,当初广大的燕园今天的承载力已经饱和,新建大楼不得不挖掘地下空间,主校园被马路切割成几块,医学部相隔几公里远,还有圆明园、万柳学区,校方又在昌平、怀柔等地拓展空间,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

(文:李丰耀,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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