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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临危受命,创建京师大学堂

2016-07-01

孙家鼐(1827-1909),清末大臣,安徽寿州人。字燮臣,谥号文正,1851年中举人,1859年夺得状元。曾任过湖北学政,与翁同和一起授读光绪皇帝,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光绪十六年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1894年,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一致。从而与主战派翁同和对立。甲午战争失败,他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参加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向光绪帝推荐维新派郑观应等的《盛世危言》等书。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

孙家鼐(1827年-1909年),字燮臣,安徽寿州(今寿县)人,清咸丰年间状元。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 1898年7月3日,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被命为京师大学堂创立后的首位管学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 孙家鼐议变法,主张学习欧美、同时维护纲常礼教、固有体制。后来注重实学,开展教育改革。 其著作多毁于义和团期间,仅少量奏稿幸存,有《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

 

创办一所大学,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并非难事,而对于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来说,却是举步维艰。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以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官书局大臣的身份奉命主持创办新型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澳门威利斯人)。这使他主张的“开明智、办实业、兴学堂”之抱负,有了施展的机会。为办好学校,他以近古稀之年,兢兢业业为学校立宗旨,定条例,强管理,务实效,延名师,切实用,积极筹划,确定办学的大政方针。

孙家鼐提出的京师大学堂筹办计划,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同,但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刚毅等守旧大臣,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由,主张缓办,使筹办工作被束之高阁。1897年春,翰林院编修熊亦奇在给孙家鼐的信中颇为无奈地写道:“京师办学堂,小试无益,大办又不能,协商了许多次,也没有结果,不得不耐心等待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提出维新。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经慈禧太后的同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

《明定国是诏》不过400多字,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就这样,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被晚清政府正式立项。

但晚清政府是只打雷不下雨,诏书已下达半月,却不见总署大臣们的任何动作,创建京师大学堂几乎又成为一纸空谈。光绪皇帝怒不可遏,6月26日,他下了一道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这时,那些昏晕年迈的总署大臣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向鼓吹变法的康梁求救。康有为就让梁启超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的大学章程,起草章程。梁启超汲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京师大学堂章程》。

7月3日,总署上报了《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批准。同时,光绪帝还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由于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所以,孙家鼐既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创建京师大学堂,孙家鼐立了开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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