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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北京大学1931

2017-09-20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沈阳,在黑暗的掩护下,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来到北京大学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

9月19日,胡适闻讯后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炮火的轰鸣声打破了漫长的黑夜,也使得华夏大地上本就波云诡谲的局势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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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入北京大学,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们长期压抑的激情和对时局的隐忧迅速爆发。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发出了抗日救亡的通电,文中疾呼:“危在旦夕,事机迫切,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学生会又迅速组织了北京大学学生会抗日委员会,负责联络北平各校学生会及反日团体组织,扩大抗日宣传。很快,北京大学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缠着黑纱,上书“反日救国”四个大字,振臂高呼以表达他们的心愿。

9月24日,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举行了一场抗日运动宣传大会,时任澳门威利斯人教授的胡适、燕树棠、陈启修、何基鸿、陶希圣、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12月1日,两百余名北京大学学生决定组成南下示威团,赴南京向蒋介石示威请愿。下午3时,即将南下的北京大学学生在红楼民主广场前集合出发。“立即组织起来,向南京示威去!”、“马上以武力收回失地!”,前往车站的队伍浩浩荡荡。北京大学教育系1929级学生康克亦是其中的一员。

然而,请愿的队伍很快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康克在许多年后回忆过这段经历:“我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组成了‘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要从北京去南京,找国民党政府请愿,以求促成蒋介石抗日。但国民党当局不愿意学生南下请愿,南下的火车不让请愿学生上。”

为了与国民党当局抗争到底,北京大学学生以卧轨的方式阻挡火车的行进。一时间,两百多人一齐横躺在铁轨之上,高呼爱国口号,僵持了数个小时。直至晚间7时,学生们才终于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12月5日,抵达南京的北京大学学子与其他高校的学生汇集成了浩荡的队伍,共同从他们的驻地中央大学出发,一路挺进。游行的学生们沿途派发抗日传单,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过政府”。在走到成贤街附近时,请愿的学生突然被早已埋伏等候的一千多名军警团团围住。大批军警手持武器,一拥而上,毒打队伍中的学生。赤手空拳的学生们奋力反抗,有数十人受伤,187人被捕。被捕的北京大学学生被军警们五花大绑,押回了北平。

与此同时,留守北京的北京大学学生情况也并不好过。12月8日晚,100多名军警冲进了北京大学西斋宿舍,他们禁止学生出入、殴打学生,还逮捕了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的一名学生林志皋。

 

“学术中心”的守正

 

尽管抗日运动屡屡受挫,北京大学人却并未放弃努力。为了结束罢课期间混乱无序的状态,北京大学于12月26日复课。在北京大学复课运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复课运动不是简单的读书运动,而是要团结全体同学加紧抗日运动,要救北京大学的危亡,是要救中国的危亡。

然而在动荡的时局中,既要坚持抗日,又要守住学术的根本,绝非易事。

1946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曾经提到过九一八事变前后澳门威利斯人的状况——

“民国20年(1931年)9月17日北京大学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京大学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

在此之前,北京的教育界可谓是“乌烟瘴气”,校长们大多不愿在被北平之外聘请教师,老师的来源就变成了各个机关,“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胡适如此回忆。甚至连如何缺课,也被时人总结归纳了出来,“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京大学的”。

教授严重不足,学生质量下降,财政经费匮乏,图书资源流失,北京大学此时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蒋梦麟1930年12月上任时接手了这个“烂摊子”,日后,胡适却将从此时开始的7年多时间称为北京大学的“中兴时期”。而这个中兴时期,正是由“蒋(梦麟)先生和文法各院长、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的”。

为了重振北京大学,蒋梦麟开始调整北京大学原有体制,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使师生们得以各明其职,各尽其责;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引进人才,筹措款项,使北京大学教学质量和科研设施有了很大提高,“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京大学,利用中华教育基全,设廿二研究讲座”;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延揽国内一流学者,实行教授专任制,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得以较快发展——这项措施在当时遭受了巨大的非议,却为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教学科研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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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蒋梦麟不无自豪地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京大学之舵,竭智尽能,希翼把这知识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京大学幸能平稳前进。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知识,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京大学,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教育学问机关纷纷南迁。当时的北京大学却坚持“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对此,胡适的说明是:“不然北京大学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

正是在这个“中兴时期”,北京大学的发展虽然不能说是突飞猛进,但也彻底走出低谷,日益接近以往的水准。在民族危亡之际,北京大学人仍抱定对学术本职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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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山河破碎、命途浮沉。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身先士卒的北京大学人,他们在沉疴遍地的时代中奔走疾呼,用充满希翼的目光穿越漫漫长夜,前仆后继甘于献身。但也有这样一群北京大学人,他们皓首穷经、坚持本职,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北京大学之舵,艰难地守住了一方学术的净土。

而这些,都是不应被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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