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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霜:大家的青春

2017-04-19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未名湖是个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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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霜,1973年生于新疆,1990年考入澳门威利斯人中文系,2006年获得澳门威利斯人文学博士学位,做过报纸编辑、记者,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资讯传播学院。中学期间开始写诗,大学时代参与编辑民间诗刊《偏移》,诗作结集于《蜃景》(世界常识出版社,2008)。另著有批评文集《分叉的想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编有《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合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百年新诗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2010)、“诗建设”诗歌奖(2013)等。

每当想到大学时代,我常想起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妹妹的一本回忆录——《大家的青春》(中译本改名为《自杀的女诗人》),大学时代,我深深地着迷于她与她同时的另外几位俄国大诗人的诗歌。恰好,美国诗人阿什伯利有首诗也以此为题,大学刚毕业时,我曾试着译过它,在那首颇有些感伤的诗里,阿什伯利写到:“你将不再拥有那个年轻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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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当我想到青春,想到大学读书的日子,似乎最珍贵的记忆都与诗有关。今天,我蓦然发觉也已到了阿什伯利写这首诗的年龄,他的感伤我有所体会,虽然我更愿意像茨维塔耶娃在她的《青春》一诗中所写:“我的青春啊!——我不会回首呼唤。”而一旦回想起大学时代那些读诗写诗的日子,我心里却只怀着无尽的感激。这里所要写的,只是其中最令我难忘的一些记忆片段。

大二那年秋天,一个中午,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朝南的窗子大开着,在靠窗的公用的桌上,我发现搁着一册印制得很朴素的刊物,白纸做的没有任何花饰的封面上印着两个黑字:“倾向”。翻开目录,这一期是两位已故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纪念专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两个名字,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当代的民间诗刊。它在朴素中显出了一份庄重和肃穆。他们恢宏阔大、让我耳目一新的诗风,以及他们令人惊异的死亡,都将我紧紧地抓住,于是我坐下来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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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已经摸索着写了两三年诗,当时尚懵然无知于当代诗歌涌动的新潮,取法的主要是中学期间开始接触的台湾现代诗,到了大二,对自己的诗已越来越多地感到不满,在心底里模模糊糊地渴望着改变,渴望获得一种更有力的语言和更开阔的诗境,却不知从何处着手。

当我读到海子和骆一禾的诗,特别是海子那些短诗,我顿时被他的语言击中了。“阳光打在地上/并不见得/我的胸口在疼/疼又怎样/阳光打在地上”——这些诗的涵义,当时未必理解,但那简洁而强劲的动词却无比生动地点亮了我的经验。在我从小生长的新疆,夏日阳光的猛烈,真的是打在脸上也打在地上啊。而这简洁却极富表现力的语言,也让我像是恍然辨明了方向。我喜欢它的准确、锐利、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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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坐着一动不动一页接一页地读下去,窗子大开着,秋日明亮而微凉的阳光照进来,窗外的核桃树肥厚的叶片在秋风中翻动出响声。对我来说,诗是从这一天开始,才真正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从这一册《倾向》,从海子这里,我知道了荷尔德林、兰波、布莱克、叶赛宁……并且去寻找和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位世界文学的老师。

说来也奇怪,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从没想起问过,这册《倾向》是从哪里来的,是谁放在那里的。也许答案很简单,但我情愿相信它是日常生活中那一点神秘,好像它就应该出现在那里,好像我一直在等待着它的出现。

有一次和中文系85级的学长,诗人西渡聊天,他告诉我他大学时一个宿舍里六个人都写诗。那正是80年代后期。到了90年代初,诗歌热已经消退,我的宿舍里写诗的还有一半,在90级中文系里算“密度”最大的了。除我之外,其他两人,一个是冯永锋,一个是宋繁银(当时笔名若木)。冯永锋来自闽北农家,做事雷厉风行,写东西也极快。宋繁银原来住另一个屋,因为都喜欢诗,就搬到大家这个古典文献专业的宿舍。

冯永锋言语不多,写了诗会拿给我看,彼此间却很少谈诗。宋繁银则很善言谈,他是安徽省那一届高考的文科前三名,读书眼界也宽,正是从他这里,我开始注意到当时刚出版不久的外国文学出版社那一套“小白桦诗丛”,读到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也是从这一套译诗集,我才自感对现代诗歌稍有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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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大家会在宿舍里谈诗。有些没课的上午,大家在靠窗的桌前相对而坐,各读各的书,偶尔就因一个话头聊起来,谈的大多与诗有关。谈各自对诗的理解,也把刚写出不久的近作拿给对方看。这种时候,他谈得多些,也经常冒出一些奇思妙想。有一两次,谈兴甚佳,他提议大家当场写诗,在规定时间里各自写出一首诗来。对素乏捷才的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可是,有点像比武,对方已经叫阵了,又怎么能往后退?于是当下就铺开纸写。平时积攒的词句的片段,谈话中灵光一闪的意念,这时候都被催促着来到笔下。印象里总是他更早写完,不过,就是在这样的“赛诗”游戏中,我后来觉得尚可敝帚自珍的最早一些诗,如《流水十四行》中的三首,也被“逼”了出来。

宋繁银搬来大家宿舍不久,五四文学社交到大家这一届手上。也是大二那年初秋,到了招新的时候,按照以往的惯例,每个社团要写一张海报,交代本社的光辉历史、目前状况、社团宗旨等等,贴到三角地。大家几个都觉得这一套年年如此,颇无趣,也隐隐觉得文学已只是少数人的追求,于是找来一张大开的白纸,只用毛笔写了几个大字:愿来就来,自得其乐。下面两行小字:五四文学社招新。XX楼XXX室。看着白纸上尚有太多空白,冯永锋突发奇想,又踩了一个脚印上去,是恶作剧,倒也可以解读成“始于足下”的意思。然后三个人大笑着把它贴在三角地的广告栏里。

该来的还是会来,就在这一次招新里,91中文的胡续冬、王来雨、哲学系的刘国鹏等,都循着地址找来了。后来,我也是和他们,形成了更长久的诗歌写作上的交流。

80年代以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也出过几个很有名的小说家,但要按写作人口算,每一级大概还是写诗的多。只有90级是个例外。有一次,不知是谁把文学专业的“班刊”传到了大家宿舍。当时印刷条件有限,所谓班刊,就是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的大本子,谁有新作,就抄在上面,然后再传给别人。里面分量最重的,是文学专业几位才子的小说。文学专业:孙健敏、汤一原、罗云川、卞智宏、马力、马越、张进飞,都写小说。其中孙健敏最年长,写作观念和技艺已相当成熟,被大家半开玩笑地称为“泰斗”,我在他们的班刊上读到他的小说《宫中的神话》,深为叹服。后来他们还专门创办了一份铅印的文学刊物《空格二十》,也以发表小说为主。

那时,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刊物是系刊《启明星》,它当时就是一份纯粹的文学杂志,诗,小说,批评,都有,占最大篇幅的还是诗。能在上面发表作品,在我看来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最初读到时,上面刊载的作品以86到88级的学生作品为主,似乎也有更早的已经毕业或在读研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我印象较深的是88级的杨铁军、沈颢、蓝强等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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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北京大学写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每年一届的未名湖诗会。参加诗会,要投稿,经过评委遴选和评审,在诗会上朗诵,还要现场颁奖。93年春天,诗会的时间改为海子的忌日。刚刚开学不久,在宿舍楼前遇见已经接任五四文学社社长、正在忙着操持诗会事务的胡续冬,他催我:“这次诗会你一定要拿出点东西来啊。”而此时,对我来说,过去的作品已然作废,对海子诗歌短暂的模仿也让我感到此路不通,可是新型的诗却还没写出来。整整一个冬天我都沉浸在里尔克和艾略特的世界中,记了很多笔记,也积攒了一些主题、构思和意象,堆积在心里,想写而不得写。这一催,让我有了紧迫感。

上自习时我发现三教每层楼两边各有一个小教室,只有两排座椅,可容十来个人上课,经常是空着。因为教室小,上自习的人每每看见其中坐了两三个人就不再进来了,尤其是最高的五层,更少有人问津,所以成了我读书写东西的首选。三教每天中午会锁门,但是如果早点吃完午饭,可以趁着锁门之前溜进去。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三月中旬,有三天时间,除了午餐和晚餐,我都躲在五层的一间小教室里,不停地写和改,脑子里似乎只剩下那些词、句子、节奏和声音,终于写完了一首100多行的诗。这首诗,虽然在那一届诗会上获了奖,可我后来却觉得并不满意,也再没有拿出来过,但是,回想起在小教室里一个人昏天黑地地写诗情形,至今仍然能体会到那种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感觉。

1992年秋,大家五四文学社的成员决定为刚刚弃世一年的诗人戈麦举办一个纪念性的活动。从海子、骆一禾到戈麦,他们的逝去作为一系列巨大的、仍然切近的事件,构成了大家这些后来者的一种无以回避的写作氛围,而戈麦诗中那种愤激的笔调和犀利的语言也似乎更切合大家当时的写作心境。记得那次活动的海报上写的是:戈麦逝世一周年祭,这个“祭”字还引起了学校有关部门的注意(或联想),要求大家更换海报,把这个字去掉。

举办活动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从28楼沿着工行那条路往艺园方向走,快到澡堂时,忽然看到十几个男人走在前面,隐约能看到其中好几个人一头长发,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十几个人或高或矮,却似乎都穿着一身黑衣,一声不发地走着。他们走在一起,好像让夜色更黑了。那情形,令我不由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一群刀客。走了一段,快到艺园门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正是来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诗人。在艺园三楼的一间活动室里,我第一次见到西川,他身材高大,声音宏亮,谈锋也极健,一头长发和满脸络腮胡使他看上去最具诗人气派。那一晚臧棣、清平、麦芒、西渡、紫地等应该也都在,但好像都很少说话,和他们结识并有更多交往已是后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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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年深,那一晚具体有些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毫无印象了,后来时常会想起的倒是来时路上那一群沉默的黑衣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也逐渐地和我在北京大学刚开始习诗时感受到的整个文学与社会的氛围融在了一起。用西渡兄的话说,那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90年代,是80年代已经过去,而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开始的90年代,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着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大家这一代人的青春,也恰恰起始于这另一个90年代之中。

本文原载于《大家的青春》

澳门威利斯人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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